如果眼泪是一种财富，那他们就是最富有的人，他们让我们泪流满面。从繁华的城市，从遥远的异乡，从大洋的彼岸，他们走进大山深处，用一己之躯，扛住了倾颓的教室，扛住了贫穷和孤独，扛起了本来不属于他们的责任。
他们或许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，坚信“如果每个人都向往享受富裕的生活，而没有人愿意付出，那么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难以过上优越的生活”。
他们或许是出于为人父母的质朴信念，“想为这些生活在绝望中的孩子做点什么”。这一坚持，就是多年。
他们或许是自我流放，在那片贫穷的净土上，“打着手电，找着黑暗里的黑”，这“黑”，就是信仰。
也许少数人的力量还不能让孩子眼睛铺满阳光，爱，被期待着。他们点亮了火把，刺痛了我们的眼睛。
暑假，她没有选择回家，而是和同学们来到云贵高原支教，本来一个月的支教期，她却再也没有走出来，21岁的生命，永远长眠在大山深处。
赵小亭，江苏省如皋市人，武汉大学大二学生，家中的独生女。2010年7月21日，她在贵州支教期间，在崎岖山路上行走时，不幸被一块巨石砸中头部，当场遇难。而两个月前的21日，她刚刚度过20周岁生日。
贵定县马场河乡中心小学是一所留守农民工子女学校，位于距离县城几十公里之遥的大山中，人烟稀少，举目四望都是茫茫大山。赵小亭担任学校安全课和合唱课老师，一旦站上讲台，“开心果”赵小亭就变成了一位严肃认真的老师。下课铃一响，她又恢复了笑嘻嘻的面容，和学生们一起玩耍，山里孩子们都特别喜欢这位笑吟吟的“赵老师”。
学校条件十分艰苦，教室，白天是支教大学生为学生上课的课堂，晚上将课桌拼凑起来则成了他们的宿舍。没有自来水，吃饭要走十多分钟来到一户农家，洗澡要去学校里唯一的水管接山上流下来的溪水，并且还经常遇到断水的情况。
课余时间，赵小亭还带领队员们去村里的老人院，帮助那些老人打扫卫生，陪他们聊天，为他们表演文艺节目。当赵小亭了解到很多留守儿童在生活上面临很多困惑时，主动与他们“结对子”，对他们进行帮助，和他们打成一片。10岁的任正笔，就是众多留守儿童中的一个。
赵小亭到学校支教后，很快发现任正笔性格内向，于是尝试着接近她，和她交朋友。渐渐地，任正笔喜欢上了这个温柔漂亮的大姐姐，有什么心事总愿意跟她说。
事发当天，任正笔说：“像有感应一样。”她在家里洗杯子的时候，杯子突然破了，划伤了她的手指。紧接着，任正笔就听到了赵小亭受伤的消息。她赶紧出了家门，拼命往事发现场赶，但在半路上被学校老师拦住了。
回到学校的时候，任正笔和同学们围成圆圈，哭着唱起了刚跟赵小亭学会的新歌。但是，自此，任正笔再也没有看到赵小亭出现在校园里。而就在前天晚上，任正笔做了一个梦。梦里，赵小亭坐在一个离去的大车里，正朝她挥手微笑，任正笔哭着追上去，可大车越开越远……
2004年6月16日晚上，马骅在他8平方米的简陋宿舍里招待朋友，酒酣之余，他拿起吉他唱歌，弦拨了几下突然断了。朋友说，把它接上吧。马骅说，算了，由它去。
马骅，诗人，1996年复旦大学国政系毕业。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上海、厦门、北京等地居留，2002年他辞去了“北大在线”经理的工作，只身一人来到澜沧江边、冰川脚下的小山村——云南省德钦县明永村，在这里当不要一分钱报酬的乡村教师。一年半的时间里，他平静地生活在这个只有50多户人家的村子里，以一个“编外志愿者”的身份履行着教师、环保者、乡村建设实践者以及传统文化保护者的职责。2004年6月20日，他在距澜沧江桥300米处发生交通事故，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滚滚澜沧江中，只留下一顶藏族毡帽和一副眼镜。
《云南日报》的记者在采访明永村小学学前班的小朋友时，问其中一个小姑娘：“你们马老师去哪里了？”小姑娘回答：“马老师死了。”坐在前面的一个小男孩迅速转身，举起拳头要打这小姑娘。“马老师就是出去玩了，肯定还会回来的。他还要再给我们上课。”
“我们明永村没有这个福气？这么好的老师啊，都留不住！”右眼失明，年过七旬的老奶奶阿姆泣不成声。年过六旬的藏族老人阿青康珠说：“马骅白天教我们的孙子、孙女上好课，晚上还要给父母补文化，教他们学英语，好心人就这样说走就走了？”
马骅热爱藏北文化和质朴的，希望与“透明”的他们生活在一起，以此作为自己新的生活方式。他在这里当义务教师，没有领取村里一分钱。另外马骅还自办了一所夜校，每星期有三天晚上，他要组织村民和景区管理人员学习英语，一年多来从没间断过。
马骅死后，明永村陷入一场持久而痛彻的哀伤——为这个年轻的外乡人。篮球场边的看台上，密密麻麻地摆着几十盏点燃的长明灯。村民专门请了一尊金佛供在了明永村的寺庙里，为他祈福，当地德高望重的扎巴活佛还为马骅在澜沧江边做了超度。“我们还专门派人到西藏的寺院去做法事，为他超度。”
张平宜原是台湾《》的资深记者，过着优越的生活。她在台湾的家是一栋4层楼的山边别墅，家中有一个佣人。11年前，张平宜来到四川省西部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。这儿曾被人称为“隐形的村落”。从1959年开始，因为麻风病的蔓延，当地政府在此建立了麻风康复村，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，并持续了半个多世纪。
“那真是个被刻意遗忘的黑暗角落。”张平宜说。尽管已经过去了10多年，第一次进入麻风康复村的情景，张平宜依然历历在目。在村子里，张平宜看到，许多麻风病患者只能拖着残缺的四肢在地上爬行，身后带出一道道血痕，在自己的采访笔记里，她这样描述道：“他们的肢体被细菌吃掉了，就好像蜡烛燃烧后融化变形。”
更让她心痛的是麻风村的孩子——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，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。
村庄里到处都是游荡的孩子，他们不再有父辈那可怕的疫病，眼神里流露出野性的天真。村子里唯一的小学，在海拔1800米的山上。教室是两间破土房子，没有一扇完整的窗户。学校的招牌，是小偷唯一看得上的财产，早已被盗。
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，张平宜决心为这些一出生就生活在绝望中的孩子们做点什么。这一做，就是11年。
张平宜在台湾写文章募款，到处演讲、卖书，或是带着医生丈夫每月给的1万元新台币零花钱坐出租车，去试图说服潜在的资助者。她带着这样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善款，回到大营盘，当上了新教学楼的“监工”。2002年，正如张平宜承诺的那样，崭新的教室在大营盘落地生根。2003年起至今，她辞去百万年薪的工作，在海峡对岸开办“中华希望之翼服务协会”，致力于大营盘麻风病人的子女教育。
在那些麻风村的孩子看来，“张阿姨就像妈妈一样”。她熟悉每一个孩子的家庭状况与脾气秉性。从洗脸、刷牙、洗澡开始，她慢慢教会那些孩子如何“保持个人卫生”。
大营盘小学周边没有水源。2010年，张平宜从台湾请来一个水利专家，从遥远的对岸运来“一根根水管”。他们用了将近50万元人民币，在荒山上建成了一个个水窖。
眼下，这座曾经“快要撑不下去的小学”，已经有了100多个毕业生，13个公办教师，他们有着整洁的教室和食堂，甚至还有村里的第一座公厕。
今年是美国人丁大卫来到中国的第十六个年头，也是他在西部教书的第十个年头了。在甘肃省东乡自治县，丁大卫说，我很喜欢这里，我和我的妻子在这里很快乐。
1994年，年轻的丁大卫来到中国，在广东珠海恩溢私立小学担任英语教师。一年后，丁大卫萌生了到西部去看一看的想法。他选择了甘肃兰州，前往西北民族学院应聘大学教师。当时学校给大卫定的工资是每月1200元。老实的大卫跑去问别人，1200元在兰州是不是很高了？别人说，算很高了。于是，大卫主动找到学校，要求把工资降到900元。学校不同意，大卫一再坚持，说：怎么也不能超过1000元。最后，学校给他每月950元。
2000年，央视《实话实说》对丁大卫进行了专访。崔永元问他，“大卫，你每月工资够用吗？”大卫说：“够了，我每月的钱除了买些饭票，就用来买些邮票，给家里打打电话，三四百元就够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大卫拿出了自己的所有家当：一顶大卫家乡足球队的队帽；一本相册；一张用相框镶好的家人合影；两套换洗的衣服（其中一件军装是大卫爸爸年轻时当兵穿过的，整整40年了）；一双未洗的普通运动鞋；几件以饭盆、口杯、牙刷、剃须刀为阵容的生活必需品，还有一面随身带着的五星红旗。大卫说，每当他看到中国国旗，他就会告诫自己：“你现在是一位中国教师，你要多为中国教书育人。”
当年的节目播出后感动了许多人。如今，丁大卫仍然坚守在中国西部。现在的丁大卫在甘肃省东乡自治县教育局一教研室任教育顾问。原本只会说普通话的大卫，随着和越来越多的东乡人民的接触，已经能非常熟练地运用东乡族语言。最近几年，在大卫的努力下，东乡语和普通话双语字典也已出版了。现在越来越多的东乡县孩子都能说普通话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在县里的“无校村”筹款建起11所学校，东乡县很多地方不通水电，丁大卫把上节目后收到的所有善款都捐献了出来，修建了若干图书室、体育馆，办起了学校。
有人告诉大卫，人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可以不顾一切地做一些事情，而快要到40岁的人应该现实一些，过条件好的生活。大卫却说，如果每个人都向往享受富裕的生活，而没有人愿意付出，那么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难以过上优越的生活。生活都必须是有意义的，而他现在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这是一种自我的满足。自己从没有想过要离开。即使自己以后有了孩子，看着孩子在东乡长大，他也会很高兴。他相信自己的孩子会像东乡孩子一样幸福健康地成长。
